民國97年4月5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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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自然的不平等
地理學處境艱難。在小學讀書時，我就要閱讀和觀察地圖，甚至憑借記憶把它們描繪出來。早在“多元文化主義”一詞被創造出來以前，我們就通過學習了解到了陌生的地方、未曾接觸過的民族和奇特的風俗習慣。同時，在更高得多的層次上，經濟地理和文化地理學派林立。在法國，任何人在研究地區歷史以前，必須首先弄明白生活和社會活動的物質條件，以備研究之用①。在美國，埃爾斯沃思·亨廷頓及其門徒研究了地理特別是氣候影響人類發展的途徑。
盡管亨廷頓的研究有獨到之處，而且非常有用，但他卻使地理學得到了壞名聲。②他走得太遠了。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的聯係給他留下的印象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他把自然影響乃至文化影響都歸因于地理。最終，他按照氣候的差別劃分文明的高下，並且將最佳文明——即他認為是最好的文明——歸因于有利的氣候。亨廷頓在耶魯大學任教，所以他認為康涅狄格州紐黑文市耶魯大學所在地。——譯注的氣候是世界上最清爽宜人的，這並非巧合。真是幸運兒。他認為，自此以下，境況逐漸下降，而有色人種所在地區則接近于最底層或處于最底層。
然而，在表述這些觀點時，亨廷頓不過是在回應著倫理地理學的傳統。哲學家很容易把自然環境與人類氣質聯係起來(以及冷熱之間、冷靜沉思和熱情洋溢之間的明顯對比)。19世紀人類學的初期研究假定，地理影響著美德與智慧的分布，而提出這種觀點的學者本人所在的群體則是美德與智慧的最富集之處。③今天看來，事情有時卻是另一番情景，非洲裔美國人的神話制造者認為“太陽人”是快樂的和富有創造力的，而“冰人”則是冷酷和沒有人性。
在喜歡用人種學的觀點確定行為與性格的知識界，這種自得的分析或許是可以接受的。但是，當人們越來越理智、並反對令人討厭的群體對比時，這種分析方法失去了信譽，不再被人們接受。地理學也跟著倒了霉。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當哈佛大學撤銷地理係時，除因之而被解雇者之外，幾乎沒有任何反對的聲音。④隨之，一係列名校——密歇根大學、西北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也取消了地理係，同樣也未遭遇嚴重抗議。
以上做法在美國高等教育中是史無前例的，確實反映了地理學領域的學術弱點：缺乏理論根基，包羅萬象的機會主義(婉轉而言是普遍的開放主義)，人文地理學特有的“輕易”。然而，這些批評背後，隱含著對某些結果的不滿。地理學沾上了種族主義的痕跡，人們惟恐避之不及。
然而，如果“種族主義”意味著個人行為舉止與群體——特別是某個生物學意義上的群體——成員身份的好壞聯係，那麼，沒有任何學科或課題比地理學更少有種族主義特色。因為，我們關注的這一學科是研究環境的影響，並不探討群體引起的特徵。氣溫、降水量及其時間分布或者地形，這些都是自然現象，不應有人因之而受到讚揚或譴責。
盡管如此，地理學仍然散發著異端邪說的氣味。這是為什麼?其他學科也曾經傳播胡言蜚語，或誇大其詞，但並未受到如此的藐視和毀謗，也許那僅僅源于疏忽!我個人以為，地理學雖然不該聲譽受損，卻也喪失了聲譽，這是由其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它告訴我們一個令人不愉快的真理，即：像生活一樣，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進一步說，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難以消除的。像我們這樣的文明有著追求優勝的動力，並不希望自己的願望被挫敗，不讚成令人氣餒的言辭。然而，在地理學中，這種字眼俯拾皆是。⑤
簡言之，地理學帶給人們的是壞消息，而人人都知道，報壞消息者會有什麼遭遇。正如一位從事實踐工作的人所言：“與其他學科不同……研究者要為結果負責。就像有人希望在陽光普照的時候到海灘上去，天氣預報員若沒有準確預報太陽是否出現，即應負責一樣。”⑥
然而，我們並非否定一切的智者。從關于產值和人均收入的世界地圖上可以看出，富國位于溫帶，特別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于熱帶和亞熱帶。正如約翰·肯尼思·加爾布雷思研究農業經濟時所說，“(如果)把赤道南北兩三千英裏寬的地帶隔開，就會發現，這一地帶內沒有一個發達國家……這裏生活水平低，人們的壽命短暫。”⑦保羅·斯特裏滕簡略提到人們直覺地反對壞消息的態度：
或許最突出的一個事實是，不發達國家大都位于熱帶和亞熱帶，在北回歸線和南回歸線之間。新近的著書立說者多半粉飾這一事實，他們認為這多是偶然因素所致。它反映了我們在研究發展問題時持有的一種根深蒂固的樂觀主義的偏見，不願意承認今日窮國所面臨的基礎條件與較富國家工業化前時期的環境之間所存在的巨大差別。⑧
確實，地理只是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有些學者還抱怨技術和發展了技術的富國，譴責說：正是技術和富國發明了適合溫帶的方法，導致富有潛力的熱帶沃土處于休耕狀態。另一些學者則譴責殖民列強使赤道社會陷入混亂，從而喪失了對環境的控制。例如，奴隸貿易導致大批人口流失，大片地區荒無人煙，回復為叢林，從而導致採採蠅產于非洲的一種蠅科吸血昆蟲，亦稱舌蠅，傳播非洲錐蟲病等。——譯注泛濫和錐蟲病(睡眠症)流行。在這個問題上，多數學者寧願採取沉默姿態。
我們必須避免簡單化。歷史學家不能為了取悅當今而抹殺或改寫歷史；而經濟學家若提出不論早晚所有國家都會發展的假設，就必須隨時準備面對錯誤帶來的難堪。⑨在當今熱帶醫學和高科技的時代，不管一個人如何評述地理限制作用的下降，它的影響並沒有消失，雖然昔日的作用更大。世界從來不是公平的競技場，無論做什麼都要付出代價。
我們將先談環境簡單而直接的影響，而後論述較為復雜和間接的聯係。
首先從氣候談起。世界的溫度和溫度模式多種多樣，反映出所在位置、海拔和陽光傾斜度的不同。這些不同直接影響了所有生物的活動規律：在北半球的寒冬，許多動物只得蜷伏冬眠；在炎熱、寸草不生的沙漠，蜥蜴和蛇則在岩石或地表下納涼(這正是許多沙漠動物是爬蟲的原因：爬蟲可以爬行)。人類傾向于避免極端。他們經過沙漠但並不停留；所以阿拉伯沙漠中有“無人區”。從理性上說，人類對困難有厭棄的傾向。只有貪婪——尋找和開發金礦和石油——和科學探究的任務能使人類克服這一傾向，並證明有必要付出代價。
總體而言，炎熱帶來的不適大于寒冷。這只是總體而言。如果有條件——適宜的衣著、住房，人們在冬季很容易過著溫暖的生活。18世紀下半葉，法國旅行家福加·德·聖福德評論到，在冬季，英國農民因為有煤炭取暖，所以生活得非常舒適；而法國農民則蜷縮在床上，迫不得已的慵懶使他們愈加貧窮。我們都知道關于太陽和風的寓言。為對付寒冷，人們穿上衣服，建立或尋找住所，生火取暖。這些技藝可追溯到幾萬年以前，說明了人類從非洲發源地散布到氣候較寒冷地區的最初狀況。熱則是另一番情景。人體肌肉活動產生能量，其中的3/4以熱能的方式體現出來。就像機器或馬達一樣，人體必須把熱釋放出來，才能保持適宜的溫度。遺憾的是，人類少有這樣的生物器官。排汗是最重要的方式，尤其在迅速蒸發的時候。潮濕、“汗濕”的氣候減少了出汗的降溫效果——除非有仆人或奴隸在一旁給你扇風，加快蒸發速度。自己扇風可能有些心理作用，但身體運動產生的熱量降低了實際的清涼效果。這是一條自然法則：有得必有失，有失必有得。技術術語稱之為能量和質量守恒定律。
減少這種浪費的最簡便方法是不產生熱量，或者說靜止不動。故而，人類有一種社會化適應方式：午睡，即讓人們在中午的熱度下不活動。在英國的印度殖民地，有這樣一句諺語：只有瘋狗和英國人在中午的驕陽下外出。當地人明白得多。
奴隸制可以使他人從事繁重的工作。從歷史上講，奴隸制與熱帶和亞熱帶氣候相關並非意外的巧合。“在歐洲人的殖民地內，甘蔗都由黑奴栽種。生長在溫帶的歐洲人的體格，據說不能在西印度炎日下從事挖土勞動。”見Adam Smith，Wealth of Nations，Book IV，ch7，Part 2(本譯文引自郭大力、王亞南譯《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157頁，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譯注)。按照性別分工也是一樣：特別在溫帶地區，婦女在農田幹活、操持家務；男子則專事狩獵和戰爭，在現代則喝咖啡、玩紙牌、開車兜風。其目標是將工作和痛苦轉嫁給不能說不的人。
對炎熱的最終解決辦法是空調。但是，空調出現得非常之晚，實際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事。在這之前，空調只安裝在美國的影院、醫療所、牙科所以及要人(如五角大樓的要員)的辦公處。空調使美國南方各州的經濟繁榮得以實現。沒有它，亞特蘭大、休斯敦、新奧爾良等城市也許還是昏昏欲睡的小鎮。
然而，空氣冷卻法是一項耗資巨大的技術，世界上大多數窮人負擔不起。而且，它不過是把熱量從幸運者那裏轉嫁給不幸的人罷了。這需要能量的消耗，在生產和使用中產生熱量(有所得必有所失)，從而提高了未能冷卻的環境的溫度和濕度——只要走近空調的廢氣出口，就知道我所言非虛。當然，在人類歷史的漫漫長河中，並不曾有空調，它不過是新近的產物。因此，熱帶國家的勞動生產率相應地下降了。並不是所有的人讚同以上觀點，參見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第70頁。布勞特認為，顯然，“許多情形包括心理學研究表明，如果人們有時間適應熱帶環境，那麼各種人都可以在熱帶有效地工作。”布勞特反對自然利益分布不均的概念。
以上就氣候的直接影響做了論述。熱，特別是全年炎熱，有著更有害的後果：它鼓勵與人為敵的生命形式的散布。溫度升高則害蟲雲集，昆蟲體內寄生蟲的成熟和繁殖更為迅速。結果，疾病傳播更為迅捷，對抗相應防治措施的免疫力隨之提高。繁殖速率是流行疾病危險的關鍵因素：速率1意味著疾病是穩定的——一種新疾病取代一種舊病。像腮腺炎和白喉這樣的傳染疾病，其最大傳播速率為8；瘧疾的最大傳播速率為90。在溫暖的氣候條件下，由害蟲引起的疾病非常猖獗⑩。且不管詩人如何評判冬季，冬天是人類的好朋友：寂靜的白色殺手，害蟲和寄生蟲的天敵，毒蟲的清潔劑。
熱帶國家——除去較高緯度的以外——不知霜凍為何物；最寒冷月份的平均溫度高于攝氏18度。結果，熱帶成為生物活動的蜂房，其中許多生物對人類非常有害。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南面的地區威脅著所有在那兒生活的和經過那裏的人們。新國家的出現及其徵募軍隊的新兵體格檢查，才使我們開始了解問題的范圍。比如，我們現今知道，許多人體內潛伏著多種而不是一種寄生蟲；所以有人病得不能工作，身體狀況持續惡化。
以下舉一兩個例證，以表明現狀如何嚴峻。
非洲和亞洲的溫暖水域裏，不管是運河、水塘還是溪流，都生活著許多蝸牛，其體內附著裂體吸蟲(血吸蟲)，可在水裏繁殖數以千計的微小幼蟲，通過咬、抓等方式撕破哺乳動物的皮膚而進入其體內。一旦幼蟲舒適地寄居在哺乳動物的血脈裏，它就會長大成蟲並進行交配，母蟲排泄數千個帶刺的卵——這些刺保證蟲卵不被排出體外。這些蟲卵會隨血液流向肝臟和腸，並破壞所到之處的組織。他們對器官的影響可想而知：它們損毀肝臟，導致腸出血，造成致癌損害，妨礙消化和排泄。受害者經常發寒發燒、忽冷忽熱，渾身疼痛，無法工作，並且身體虛弱，容易受到其他寄生蟲的襲擊或感染其他疾病。所以，常常難以確診是哪一種疾病要了他的命。
我們將該瘟疫稱為蝸牛熱，肝蛭，或按醫學術語稱之為血吸蟲病，或比爾哈茨亞病，因1852年內科醫生比爾哈茨亞發現該病源于血吸蟲而得名。該疾病在非洲熱帶地區尤為流行，並殃及整個非洲大陸，以及亞洲和南美洲亞熱帶地區。它對在水中幹活的人——如種植水稻的人危害尤甚。
最近幾十年來，醫學提出了一些可以部分地防治此病的辦法，可是這些殺蟲劑的破壞性極大，使得防治幾乎和疾病一樣糟糕。用化學殺劑殺死蝸牛的辦法也是如此：滅螺劑殺死了蝸牛，但也殺死了水中的魚。一年的所得被隨後的損失所抵消：血吸蟲病依然纏著我們。並且，它曾一度變得更為致命。
更為人知的另一類疾病是錐蟲病——包括那加那病(牲畜錐蟲病)、昏睡症和南美洲發現的恰加斯氏病等。這些疾病由錐體蟲所致。錐體蟲是一種寄生性原生物，因其體形似錐而得名，該蟲鑽孔打洞，危害性極大。錐體蟲同樣是“一種狡詐的野獸，有改變自身抗原的特異功能”。我們已知有百余種錐體蟲，實際也許有千余種。有時你看得見它，有時你根本看不見。由于無法發現它們，身體的免疫係統無法抵禦它們的侵襲。抵抗這些疾病的唯一希望是，藥劑——尚處于實驗階段——和向傳病媒介開戰。
非洲錐蟲病的傳病媒介是採採蠅，一種骯臟的小飛蟲，如果不能吸食哺乳動物的鮮血，它將幹癟而死。即使在今天，盡管已經有了有效的藥劑，這種飛蟲仍然大量繁殖，使得牲畜無法在非洲熱帶的大片地區生存。人類生存也很艱難。在熱帶醫學和藥理學出現以前，整個地區的經濟曾被這種災害所破壞：家畜養殖和運輸都不可能；只有價值高、體積小的貨物才可運輸，而且只能人工搬運。不消說，沒有人自願做這種工作。人們在奴隸制度中找到了解決辦法，而奴隸制本身是一種容易上癮的瘟疫，使得非洲大陸的許多地區陷入無休無止的掠奪和動蕩中。所有這些因素阻礙了部落之間的貿易和交流，使得依靠外來食物的城市生活幾乎無法維係下去。能夠促進文化和技術進步的交流因而姍姍來遲有的學者對這一歷史後果持有異議。他們認為，奴隸貿易不是非洲土生土長的產物，而是因歐洲勞動力匱乏引入到非洲的。這一貿易“使錐蟲病由一種地方病變為人、畜都受害的普遍性疾病，使基本在控制之中的疾病變得具有毀滅性。非洲原本人丁興旺，但自上一世紀末以來，有的非洲地區已經禁止家畜飼養業的發展”。參見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第79—80頁。布勞特錯誤地引證Giblin，“Trypanosomiasis Control”，一文，但吉布林關注的不是16世紀開始的大西洋奴隸貿易之影響，而是19世紀90年代以來殖民統治的影響(見原文第73至74頁)，二人所表述的對象不同。即使最近以來，也有學者對此表示異議，參見Waller，“Tsetse fly”一文，第100頁。需要關注的是，有大量的證據證明，早在歐洲人到達非洲之前，非洲就有奴隸貿易，而且阿拉伯人曾為伊斯蘭世界抓俘虜，亦曾使得奴隸貿易一度興盛。參見Gordon，Slavery，第105-127頁。另一方面，且不管這些早期例證的起源和影響如何，大西洋奴隸貿易確實加重了這種罪惡。參見Law，“Dahomey and the Slave Trade”一文和Lovejoy，“Impact”一文。即使在這方面，仍有異議存在。參見Elitis，Economic Growth，第77頁。(表11列舉出關于熱帶和亞熱帶疾病的資料)。
表111990年熱帶疾病的影響范圍及後果
疾病影響的國家感染人數(1000)危及人數(1000000)瘧疾1032700002100血吸蟲病76200000600淋巴絲蟲病7690000900蟠尾線蟲病341700090恰加斯氏病2116000-1800090利什曼病8012000350麻風病12110000-120001600非洲昏睡症362550資料來源：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Special Program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in Tropical Diseases，1990，引用于Omar Sattaur，“WHO to Speed Up Work on Drugs for Tropical Diseases”，第17頁。
顯然，醫學在治療這些疾病方面已經取得了重大進步。醫學的作用幾乎可以追溯到歐洲人開始在非洲大陸上出現之時。當然，在早期的年代裏，醫生盡管心存善意，但由于無知，造成的危害大于好作用。但是，他們確實使人們免除了痛苦。直到19世紀下半葉，病菌學說才為指導性研究、有效地預防和治療疾病奠定了基礎。在此之前，醫生依靠臆測、經驗和想象診斷疾病。所幸的是，這些方法並非偶然得來。它們側重于觀察和現實的原則——只要你見到了我所看到的，你就可以相信你所見到的——補償了因不理解而可能造成的失誤。
我們以全球最大的人類殺手瘧疾為例。在發現病菌之前，醫生把發燒歸因于沼澤瘴氣——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但從近似的現象推斷出來並非全無道理。所以，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被疾病帶來的損失嚇壞了，他們組織人排幹沼澤，祛除瘴氣(瘧疾)。這些措施也許對空氣清潔有些益處，或許沒有一點作用，但卻驅殺了蚊子。從1846—1848年和1862—1866年兩個時期的比較可以看出，該地軍人的瘧疾死亡率下降了61%；從19世紀30年代到60年代發病率下降的幅度更大。而且，這些措施產生了有益的副作用。我們並未得到有關平民的統計資料，但不管是當地人還是法國殖民者，他們的健康狀況肯定有了改善。不論你如何評價法國在阿爾及利亞採取的政策和行動，他們確實使得數百萬阿爾及利亞人壽命得以延長，生活得更健康(某些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也許會回答說，抽幹沼澤給歐洲殖民者增加了可用的土地)。
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所作所為表明，改善環境是有所收益的：預防得病與得病後進行治療相比，是一種更有效的方法。在過去的百年間，醫學和公共衛生學一起，使人類的平均壽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熱帶和貧窮國家的人均壽命已經與那些自然條件良好、富裕的國家逐漸趨同。1992年，一個出生在低收入國家(除中國和印度外共計10億人口以上)的嬰兒可以活到56歲，而一個出生在富國(人口828億)的嬰兒可望活到77歲。這個差距(375%)並不小，但與以前相比卻小得多，而且會更小，因為窮國將變得較富，而富國人均壽命的增加會達到生物學限度，富裕也帶來了環境疾病。其中，最具有決定意義的進步是嬰幼兒(1周歲以下)的看護：最貧窮國家的嬰兒死亡率從1965年的146‰(中國和印度為114‰)，下降至1992年的91‰(印度為79‰，中國為31‰)。該數字與富國的差距依然是明顯的：同一時期，富國的嬰兒死亡率下降幅度更大，從25‰降至7‰。但是，富國的嬰兒死亡率不會再有大幅度的下降了。
以上這些並不表明，我們可以就此心滿意足了。現代醫學可以保證嬰兒存活、人類長壽，但這並不必然意味著他們身體健康。確實，從統計數字上看，死亡率和疾病率是矛盾的。死人並不總是統計為病人。一位調查美國煙草行業的專家滿臉嚴肅地爭論道，如果從煙民預期壽命縮短這一點出發，對吸煙嚴重危害健康的估計應降低。當他這樣爭辯時，他也暗示了這一點。反之，對熱帶地區來說，抗生素、預防注射和接種疫苗拯救了人們的生命，但卻使他們在病中掙扎求生。熱帶醫學這一專門學科的存在，恰恰說明了問題的性質。該研究領域取得了相當的成功，但在科研人員、當地病人和各種帝國主義者中間，其代價也是高昂的。
此外，疾病預防花費巨大，治療則需要長期的藥物控制，當地沒有相應的設備，病人在使用方面也比較困難。1990年，大多數熱帶疾病患者生活在人均年收入400美元以下的國家，他們政府在衛生保健上的開支人均不足4美元。據說，制藥公司每開發一種藥劑或疫苗並將之投入市場，需要耗資一億美元。顯然，制藥公司並不願意迎合這類窮消費者的需要。即使在富國，醫療的費用也可能超過病人自身的負擔能力和醫療保險的承受限度。例如，最近對艾滋病的治療要每年花費10000到15000美元，直到壽終為止——對第三世界的病人來說，這是一筆不敢想象的花費。
最後，地方習慣和風俗可能會促進疾病的蔓延，並阻撓醫療。疾病差不多是由人類行為的方式所造成的，治療疾病不僅需要醫療，而且需要習慣的轉變。這正是問題之所在：打針吃藥容易，改變生活方式難。看一下非洲的艾滋病吧。跟其他地方形成對照的是，這種疾病在非洲的傳染對男女一視同仁，多由異性接觸滋生。傳染病專家仍在尋找答案，已經被提到的因素有：男性雜交的傳播；把肛交作為控制生育的技術手段；女性割陰蒂以防止性交欲望和快感，卻造成長期創傷。嚴格來講，這些問題都非醫學所能解決，所以醫生所做的不過是減少患者的痛苦、延緩死亡的到來。考慮到這些社會的貧窮，他們能做的並不多。
除物質條件的限制外，現代醫學還必須考慮到意識形態和宗教的阻礙——這種阻礙隨處可見，但貧窮、技術落後的社會尤甚。人們寧願相信江湖秘方和祈禱神靈保佑，也不願接受外國的、不信神靈的治療。信奉科學的西方人將這些做法一概斥為迷信和無知。然而，這些做法也許會帶來身心的解脫，而且土產藥劑或許不那麼純凈和濃縮，有時卻真管用。現代科學家和醫藥公司不惜花費重金研究奇特藥品的價值，其原因正在于此。
土著醫學的經驗主義療法有時成功，加上人們對殖民主義的憤恨以及對本地文化的感情(更不消說舊派醫生的特權利益)，這幾個因素結合起來，引起對熱帶(現代)醫學的政治和人類學上的批判，以及——且不管如何謹慎——對“替代”療法的維護。這一派觀點認為，熱帶醫學對非洲過分傲慢，蔑視當地人的醫療方法，所作所為少于他們應該做到的。而且，歐洲劃定的邊界和歐洲式的商業化農業毀滅了阻礙疾病傳播媒介(臭蟲、寄生蟲等)的傳統屏障。即使公共衛生“完美理智的”方法也會傷害當地人的感情，體格檢查和預防或許被認為是有損尊嚴和盤剝。
水是另一個問題。總體而言，熱帶地區降水充足，但降水時間往往沒有規律、無法預測，且大雨傾盆，雨落如注，多為暴雨。平均計算降水量是沒有意義的，因為這裏的降水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每年、每季乃至每天都有所不同。在尼日利亞北部地區，90%的降水是時速25毫米的暴風雨，一個小時的降水(25毫米)等于倫敦郊區皇家植物園平均半個月的降水。爪哇的降雨更為急迫，全年降水1/4的時速為60毫米。
在這種氣候條件下，叢林和雨林雜生，種植頗為不易：這些物種多樣的寶庫滋養著各種生物，卻偏偏不利于人及其有限的農作物。結果，人和自然都是這場戰爭的失敗者。人們試圖砍伐價值連城的樹木，從而導致亂砍亂伐和大量浪費。而且，叢林枝繁葉茂對種植極為不利。砍了叢林種植農作物，炙熱的陽光直射而下，因為都沒有枝葉的阻隔，傾盆大雨衝走了土壤的營養成分，造成新的荒蕪。如果土質是黏質，富含鐵鋁氧化物，暴雨和陽光將在地表烘焙出鐵甲般的硬層。這些土地種植兩三年後，將被迫永久休耕。新開墾出來的土地很快就荒蕪了，不久藤蔓和卷須爬滿了住宅和寺院，窒息了一切。城鎮也因此不能興盛，因為它依賴周圍地區的食品供應。現在，非洲的城市化經常雜亂無章，嚴重依賴國外的食品進口。
另一個極端的變化是，幹渴的土地變為沙漠，沙漠的沙塵成為難以平息的侵略者，吞噬著沙漠邊緣的肥土沃地。1970年前後，撒哈拉沙漠以每小時18英尺(地理學上稱為一“馳”)的速度向薩赫勒地區推進。荒野的擴張是所有半幹燥氣候存在的一個問題：美國的大平原(記得斯坦貝克《憤怒的葡萄》中的俄亥俄流動農工嗎?)、以色列的內蓋夫以及約旦河東岸、西西伯利亞都有所體現。由于降水較少，這裏的農作物死于缺水，表土被風吹走。在溫帶地區，當雨水降下來的時候，農作物又活了過來；但熱帶和亞熱帶沙漠就沒有這樣寬厚了。
解決降水不規律的辦法在于水的儲存和澆灌，但這在蒸發速度極高的地區是非常困難的。例如，在印度的阿格拉地區，一年之中，降水超過農業當時需要的時間只有兩個月，而這兩個月中存留在泥土裏的水僅僅三周就會蒸發殆盡。
人類聚居區和文明沿江河而布，並非偶然，因為江河集中了全流域的流水和每年沉積的沃土：如尼羅河、印度河、底格裏斯河和幼發拉底河。這些古代文明的中心是最早的營養聚居地——盡管《聖經》告訴我們，即使是埃及人也為饑荒而擔憂，並非所有的流域都這麼慷慨無私。西非的沃爾特河沃爾特河源于布基納法索(舊稱上沃爾特)，在加納境內入海，全長約1600公裏。——譯注流域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裏——是大不列顛的一半——但在低水位時，在近入海口處竟成了涓涓細流，流量僅為每秒28立方米，與巔峰水位時的每秒3500—9800立方米形成鮮明對照。沃爾特盆地的旱季處在一年最熱、風最大的季節，流水蒸發量之高，實令人沮喪。
再就是災難——這就是被稱為百年一遇的洪水以及每10年一兩次的風災和旱災。1961至1970年，22個處在“氣候惡劣地區”(易淹、易旱和沙漠地區)的國家因颶風、臺風、幹旱和其他類似的自然災難損失幾達100億美元，大約相當于同期從世界銀行得到的貸款總額，它們幾乎根本沒有剩余資金用于發展。孟加拉國土地與海平面差不多齊平，容易被水淹沒。1970年的颶風使50萬孟加拉居民喪命，100萬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印度多年來致力于實現糧食生產年增長率2%—3%的目標，但是一個惡劣的種植季節就會導致減產15%。甚至對富國而言，這種偶爾突發災難的代價也是極高的。美國1992年安德魯颶風以及1993年和1997年中西部的洪水泛濫造成了慘重的損失，證明了這一點。對那些在生存邊緣掙扎的人而言，其後果更是殘酷無情。如果有攝像機拍攝現場，我們對這些會有所了解；如果沒有，誰會聽見或看到數百萬人被淹和饑餓待斃?如果沒有人聽見或看到他們的慘象，又有誰會關心呢?
惡劣氣候下的生活充滿了危險、沮喪和殘酷。人類所犯的錯誤，即使出于善心，也會加重大自然的冷酷無情。有時甚至善無善報。毫不奇怪的是，這些地區依然貧窮；許多甚至比以前更窮了；許多廣泛宣傳的發展項目遭到了慘敗(人們早先聽說了許多項目，但它們失敗後就沒有什麼回音了)；人們身體健康的提高被新病的出現和舊病的復發所抵消。
非洲國家與這些災難的鬥爭尤為艱苦。盡管它們取得了重大進步，有關死亡率和壽命長短的資料表明，非洲的發病率依然很高，人們營養不足，饑荒連著饑荒，勞動生產率很低。人們一度能夠填飽肚子，現今這一點都做不到了。外國援助大多是糧援。那裏的人民只開發了部分潛力，政府也無能為力。就非洲沉重的自然負擔而言，非洲人民做到像現在這樣，已經是令人驚奇了。
然而，認為地理決定了一切是錯誤的。其重要性可以降低或規避，盡管要付出代價。科學和技術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我們所知越多，就越能夠預防疾病、提供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條件。顯然，我們今天可做的多于昨天，對熱帶地區的預測也好于以前。但與此同時，對于這方面的進步還需要警覺和關注。我們在觀察問題時，必須取下玫瑰色眼鏡，忽視或將問題排除在外，不能消除問題的存在，也不能對我們解決問題有所裨益。
“溫帶氣候總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
因為人與人不同，個人經驗可能會產生誤導。一個人的痛苦是另一個人的幸福。然而，熱量消耗定律適用于所有人，沒有人能在炎熱、潮濕的環境條件下幹勁十足。以下是一名孟加拉外交官回憶他本人和他的同胞訪問溫帶地區時的感受：
“在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尼日利亞和加納這樣的國家，我總是稍一用力或用腦就感到四肢乏力，而在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不管長時間坐在案前，還是短途旅行，溫帶氣候總能使我受到鼓舞和精力充沛。據我所知，所有訪問過溫帶國家的熱帶居民都有這樣的感受。我也曾看到數百個從溫帶來到熱帶的人不在空調室的時候，活力蕩然無存、筋疲力盡的樣子。
“我看到，在印度和其他熱帶國家，農民、工人、實際上所有的體力勞動者和機關工作者工作節奏非常之慢，經常休息很長時間。而在溫帶，同樣的人的工作節奏非常之快，並且他們渾身充滿了活力，很少休息。我從個人和其他訪問過溫帶國家的熱帶居民的經歷認識到，熱帶和溫帶的工作精力與效率存在著如此奇特的差別，絕非全部或主要因為營養水準的不同。”
注釋
1法國學派的一個特點是，他們非常自信。埃德蒙·德默林在世紀之交時曾說，“如果人類歷史重新開始，而地球表面未曾發生變化，廣義而言，它不過是自我重復罷了。”參見Comment la route cree le type social(Paris，nd)，l，ix欲了解對地理學中歐洲利益所持的懷疑觀點——詆毀之為“培訓殖民主義”，可參見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第45頁，n3。
2Andrew Kamarck，The Tropics and Economic Deveopment。
3參見Arnold Guyot，The Earth and Man一書(1849；reprinted in 1897)，第251頁；Livingstone，“The Moral Discourse of Climate”一文，第414頁。
4了解這個故事，可參見Smith，“Academic War”，第155，162頁SBCohen，“Reflections on the Elimination of Geography”，第148頁。
5所以，對非洲農業的探討限定在現有環境下能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更容易些，無疑也更現實些。參見RP，“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欲了解絕對平等主義者對地理學的看法(沒有人比他人的景況好，因為他不應如此)，參見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一書。
6David Smith，“Climate，Agriculture，History：An Introduction”，第1—2頁。史密斯進一步論證說，這一領域的學者應該“願意接受同僚的嘲弄甚至排斥”。
7“Conditions for Economic Change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Journal of Farm Economics，33(November 1951)，693被引用于一本非常有價值、不該被忽略的著作：Andrew Kamarack，The Trop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4頁。
8“How Poor Are the Poor Countries?”in Seers and Joy eds，Development in a Divided World，第78頁拉蒂·拉姆對赤道地區收入減少和生命縮短的研究“數據確鑿，非常有價值”。參見Rati Ram，“Trop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第10頁。
9LDon Lambert，“The Role of Climate”，第339頁and n1他把經濟學家的片面方法與醫生關注好人、給病人開藥方時囑咐要像好人一樣生活作了對比，“相關的問題不只一個：什麼原因導致發展?還有另一個：什麼原因導致停滯?”
10“The Deadly Hitch-hikers”，The Economist，31 October 1992，第87頁。
11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se Past一書，第186頁，其中提到，中國1264年的大事記中曾描述血吸蟲病和其他寄生蟲感染的狀況，引自Jones，The European Miracle，第6頁。
12The Economist，27 July 1991，第74—75頁，亦見Giblin，“Trypanosomiasis Control”一文。
13了解軍隊醫院的發病率資料，可參見Bone-Curtin，Death by Migration，第65—66頁。
14以上資料來自：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4，Table 1，第162—163頁。
15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1991，Table 28，第258—259頁，and 1994，Table 27，第214—215頁。理查德·伊斯特林稱這些收益為“死亡率革命”——一個尚在進行的革命。
16盡管現代實驗技術和安全預防取得了重大進步，其代價依然很高。在與致命病毒的鬥爭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病毒源于熱帶。參見Altman，“Researchs Infection”。
17Sattaur，“WHO to Speed Up Work on Drugs for Tropical Diseases”，第17頁有人再次表示異議。參見Blaut，The Colonizers Model。布勞特爭論說，直到最近，中緯度氣候(他避免使用“溫帶”一詞)像熱帶一樣疾病肆虐，熱帶的居民有著針對病菌和寄生蟲的適合的免疫功能。“難道這表明，熱帶天生(固有的?)不健康嗎?或許答案是不。”
18New York Times，16 February 1997，o1。
19就西方科學醫學與土著醫學的衝突，參見Verma，“Western Medicine”一文，該文作者認為，西方人保留著自己的秘密。西方人是帶著醫療方法和印刷書籍到非洲的，當地的醫師沒有書籍，只有經驗和秘方。西方人希望幫助他們，特別是普及種痘。但是，西方人教會當地人的比教給他們自己的國民少，因為相同的教育將損害他們的權威(第134頁)。
20參見Gwyn Prins，“But What Was the Disease?”第164頁。普林斯告訴我們，“健康女神被許多非洲人看做是殖民主義者的娼妓”。這篇文章並不令人喜歡，它留意到了殖民醫學的失敗和錯誤，對傳統治療方法充滿同情。作者在科學和某種不同的“知識”之間搖擺：“為什麼那些廣泛接受的解釋假定為普遍不適用呢?”(第178頁)然而，從生物學上講，非洲人與眾不同嗎?
21參見Paul Harrison，“The Curse of the Tropics”，第602頁，這些變動事關重大。參見Sah，“Priorities”，第339—340頁。該文論述了20世紀40年代末英國人在坦噶尼喀的花生悲劇。由于未估計到降水量的波動，英國人種植的花生顆粒無收(本書第28章將敘及此事)。
22Wade，“Sahelian Drought”一文，第234—237頁。
23Kamarck，Trop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書，第16頁。
24引自Raaj Sah，“Prioritie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一文，第337頁。
25Bandyopadhyaya，Climate and World Order一本，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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